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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木工事件后,中緬還是朋友嗎
2015-7-25 17:11:37  來源:緬甸新聞 【字體: 】 瀏覽:
本文摘要:對此次伐木工被緬甸判刑事件的反應,與其說是出于對個案的關心,或對司法適用及公正的關注,不如說是對當下中國國際處境的關心。說到底,人們關心的是:作為長期被列為友好伙伴的緬甸,還是不是中國的朋友?

導語:對此次伐木工被緬甸判刑事件的反應,與其說是出于對個案的關心,或對司法適用及公正的關注,不如說是對當下中國國際處境的關心。說到底,人們關心的是:作為長期被列為友好伙伴的緬甸,還是不是中國的朋友?

伐木工事件后,中緬還是朋友嗎

背景介紹

據報道,150余名中國籍伐木工,由于參與非法采伐林木,在緬甸北部被判重刑,刑期從10年到20年,30年不等,此事在國內引發了相當多的關注。早先,由于緬軍在緬北的作戰行動,及炸彈和炮彈擊中中國邊民,網絡輿論對緬甸已相當關注。

緬甸還是不是中國的朋友?

值得思考的是,國內輿論對此次事件的關注并非單純從法理和法律的角度,以及對新聞還原本身的重視,而是很直接地聯系到中緬關系,乃至緬甸國內政治生態變化背景下的大國關系。這體現了社會和輿論對中國自身國際環境的關切,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普遍的焦慮心態。

從已有報道看,按照緬甸法律,無論判決本身是否妥當,很明顯這是一起局部的跨國司法事件。除了通過外交渠道表示關切,提供緬甸本地資源的司法援助,中國政府能做的,其實非常有限,因為司法是國家主權的核心領域。過去,無論處理中國人在外國此類事務,還是中國司法機構處理外籍人士在華司法事件,都首先申明無可爭議的司法主權。(緬甸果敢 www.540309.live)因此,中國民眾對此次伐木工被緬甸判刑事件的反應,與其說是出于對伐木工個案的關心,或對司法適用及公正的關注,倒不如說是對目前環境下中國國際處境的關心。說到底,人們關心的是:作為中國外交長期列為友好伙伴的緬甸還是不是中國的朋友?

中緬關系其實一直平穩和順

緬甸是1949之后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非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也是第一個與中國完成陸地邊界堪定的國家。中緬關系一直平穩和順,主要原因是兩國的基本國情和地緣態勢決定的,對中國及鄰邦無擴張野心及能力的緬甸,視野內向,其內部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是遠未解決的國家課題,而在這兩方面,中國這樣的緊鄰大國都是必須借重的助力,這在歷屆緬甸政治力量眼中是一樣的,也是任何其他大國無可取代的。

對中緬睦鄰互惠關系作過度想象無根據

就中國而言,冷戰時期,緬甸作為西南重要陸地鄰國,奉行對華友好和不參與對華遏制的政策,這對當時的中國有戰略意義。當今,平順的中緬關系對于中國西南邊界戰略穩定依然具有意義,而且,在中國國際投資能力強勁,產業對外發展需求凸顯的今天,緬甸的經濟發展潛力無疑對中國有現實和不可忽略的吸引力。這對緬方也是如此。緬甸政治反對領袖實現訪華,表明中緬對此有高度共識。中緬睦鄰互惠關系不會因為緬甸內部政治生態變化而發生質變,這是時勢地緣使然,對此作杞人憂天的過度想象并無根據。

中緬關系大局沒變 變的是中國國民的心理

在關于緬北局勢和本次事件的國內輿論,最尖銳的一種看法是,由于緬甸內部政治局勢變化,緬甸與前國際制裁國家,特別是美國和日本等關系的解凍,緬甸在采取對華敵視的政策。而這種看法的一個當代社會思想背景是流行的對華新敵對包圍理論。中國曾有過“帝修反”構筑對華包圍網的國際政策理念,而近年來隨著內外局勢變化,這種理論重新流行,目前雖無嚴格的學理論述,但作為一種簡單和標簽化的學說,很容易對國際定位焦慮的社會產生影響,從而表現為公眾對國際事件的意見。

料敵從寬心的心態容易轉變為對外部關系的敵人假設

作為全球經濟和安全事務的新大國,中國正處于摸索國際定位,適應國際角色與塑造國際認知的時期。這種新國際角色定位需求給社會帶來的基本影響是——因困惑而產生的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很容易轉變為對外部關系的敵人假設,或者說,人們會很自然地以一種料敵從寬的心理把外部發生的事態先假定為背景深厚的敵意政策,乃至陰謀。

除了這次伐木工被判重刑事件,其他事件中也非鮮見。事實上,中國參與全球事務的深度和廣度是鴉片戰爭以來前所未有的,而且,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也絕非過去百年來可比,對照這一簡單事實,可以發現,將任何局部事件或爭端放大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之論述的夸張和荒謬。

部分民眾心態反映冷戰時期非友即敵意識殘余

細觀有關社會輿論可以注意到,部分民眾中還有另一種與中國的新國際角色有關的意識,即混合國際恩主的大國心態,因為中國對緬甸這樣的貧窮弱國有相當規模的投資和援助。因此,公眾中有不少人認為緬甸的對中國伐木工的判決是一種忘恩負義的行為,是為了向美、日等國投效而專門采取的抑制中國利益的政策。

從這種極端的意見中可以看到冷戰時期非友即敵意識的殘余。這種僵化的國際意識之所以復燃,顯然與中國社會對新國際角色的不適應有關,中國社會尚不能成熟地看待日漸增多的跨國事態,而學界和媒體也沒有超越泛意識形態化的政治話語,成熟和從容地就事件本身涉及的法理和新聞內涵進行準確的報道與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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